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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发布时间:2013-05-27 12:37:09   环保文章:www.591huanbao.com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侵权案件,如何完善对受害者的救济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行为违法性”的认知、因果关系理论的选择以及救济途径等方面的不足,指出应当从宪法、民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方面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从而构建完整的受害者救济制度。关键词:环境侵权 损害赔偿 制度完善从2004年的沱江污染到2005年的广东粤北北江流域污染,再到2005年年底的松花江污染,众多的环境污染案件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还对周边的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损失。愈来愈多的重大污染事件表明,环境问题与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国家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的关系所走过的“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为日后环境问题的恶化增加了砝码。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侵害,受害人的救济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诚如西方法谚“没有救济的权利即非权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a Right)所云,“有权利就有保障,有损害就有救济”乃是人类公平正义理想赖以存在的基石。然而,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使它不同于民法上其他的侵权类型。在某种情形下,环境侵权是一种“适法性”侵害。再者,环境侵权通常具有大规模的受害者,加害人的自己责任难以担负如此庞大的赔偿支出。因而,寻求一种途径使得在平衡加害者与受害者利益的同时能给予受害者更为及时有效的救济是当前许多国家努力的方向,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出现的财务担保和强制保险制度是这一努力的有益探索。同外国的立法相比,我国环境责任立法相对滞后。对环境侵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及一些环境保护单行法之中。作为我国民法认定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侵权行为在归责原则上采用了严格责任,同时辅以举证责任倒置以维护受害者的利益。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环境侵权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现有的法律制度在一些特定场合——如加害人拒绝救济或者无力救济、加害人难以确定或者加害人对环境侵权有免责事由时——难以奏效,因此研究并完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之缺陷(一)“行为违法性”的认知混乱: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冲突在确定无过错责任原则并肯定 “有排污行为”的前提下,对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国内学者主要观点有三要件说和二要件说。前者认为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条件是排污行为违法、有污染损害事实和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后者则认为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条件是有污染损害事实以及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两者的分歧在于是否将“行为违法性”作为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而导致这一分歧的原因在于我国《民法通则》与《环境保护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就同一问题的不同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该法没有将行为违法作为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也做了类似规定。但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却指出:“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条将行为违法作为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要件。现行法律的如是规定不仅带来理论上的争议,也带来实践操作的难题。尤其在加害人虽达标排放却造成环境侵权后果之时,其处理结果也因立法规定的不一致而不同,因而会造成同一情况在A地的受害者可能得到补偿而B地的受害者却无从受偿的局面。(二)举证责任倒置的操作难题: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多重选择关于环境侵权举证责任的转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2年)第74条指出:“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4)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这意味着,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当原告提出损害事实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之后,若被告人否认,举证责任就转移于被告方。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导致的受害者提出证据(空气净化技术)的困难,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指出:“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意味着,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仅需就损害的事实提出证据,被告人若不能提出免责事由以及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法律后果。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采用的是“必然因果关系说”,但是鉴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单一的“必然因果关系说”难以解释愈发复杂的事故,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应运而生,并在理论以及实践中出现了优势证据说、疫学因果说、间接反证说 、盖然性说 等学说。这些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在一个案件中,往往会结合运用两种甚至三种因果关系理论,其目的是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扩大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在法律上联系的可能性,降低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直接和相当程度,保障受害人能获得及时有效地赔偿。对于因果关系理论的适用,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说明。尽管实践中有采用“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案例,但终究难有法律的约束力。(三)损害赔偿的获得:救济途径的不完整对于损害赔偿的救济途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指出:“造成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遭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虽然说在理论上可行,但是在实际中却是困难重重,受偿机会渺茫。1.损害赔偿的范围及数额不明确根据《环境保护法》,造成环境污染侵害的,应当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该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损失类型包括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污染导致人身、财产损害时,受害人或者其家属可以健康权、生命权等受到侵害为由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的解释》第8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的,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与否将有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环境污染损害往往是长期作用的结果,有时甚至在十几年几十年后才能发现。在这种情形下,对于受害者难以保存受害的原物(财产受损时)从而产生损害赔偿额的计算问题。此外,对于农业损失的赔偿、渔业损失的赔偿等其具体损失额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计算原则,也没有设立确定的评估机构。2.受害人与加害人实体利益的不对等,诉讼成本巨大由于诉讼程序的复杂,受害人要赢得诉讼首先需要庞大的费用,尤其是各种科学的测试或专家鉴定,使得受害人即使胜诉获得实际赔偿额也十分有限;同时,这些程序通常耗费时日,则受害人因此需支付的律师报酬或因此减少的劳动收入势必加剧。加害人通常为经济实力强大的企业,他们有可以利用的诉讼经验、科技知识的储备、诉讼费用支出资金庞大等优势对抗弱势的受害人。再者,即使一审败诉,加害人还可依据其实力进行二审,对受害人而言,获得赔偿可谓难上加难。而在加害人拒绝救济、无力救济以及因法定事由免责时,现行法律更是缺乏对受害人有利的保障措施。二、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之完善(一)宪法层面:公民环境权的明确界定环境权理论是环境法律中基础性与核心性问题,是环境立法、执法、环境行政管理与环境诉讼的前提。1972年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确认“人类有权在一个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受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该宣言的签署通过(空气净化器原理),标志着环境权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环境权理论的确立,一方面将人类关注自身良好、舒适、安全的要求正当化,上升为基本人权;同时也为公害事件的被害人救济提供了有力的依据。环境权理论自提出后,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得以迅猛发展,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亦激起了热烈争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保护的内容写进宪法,有的国家明确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与此同时,一些国家通过环境权立法赋予团体或个人以环境诉讼主体资格,建立了环境诉权保障程序,开始了环境权司法审判实践并已出现了若干成功案例。环境权法律实践已经逐渐显露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注重和强调道德与精神取向的环境共享权,高度关注公共的环境福利,越来越严格地限制财产与物质取向的个人权利,并通过创制一系列新的程序和信息工具如环境知情权、环境公众参与权、环境诉权等来保障环境共享权的实现。 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已经初成体系,其突出特点是管理型立法:过多强调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而忽视公民的环境权利;过多强调环境监督机关的权力,而忽视其应尽的义务。为改变这一现状,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只有将公民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宪法中加以明确,才能使环境权在环境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和基础的地位,成为环境立法的依据,从而使环境管理活动围绕公民的环境权展开,摒弃以前国家权力至上的旧观念和见物不见人的旧作风。同时,环境权的明确,也为公民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提供了有利的依据。(二)民法层面: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理论的更新1.违法性要件的抛弃相对于“行为违法性”在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适用,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在环境侵权领域,它不能成为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违法性要件亦可归入道义责任的范畴,环境侵权加害人完全可以基于环境侵权的适法性规避自己的主观过错,否定自己的道义责任,进而否定自己的环境侵权责任。由于环境污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出于发展经济保障国计民生与保护环境之间利益平衡的考虑,国家必须允许企业排污行为的存在,只是通过制定环保标准将其排污限制在“忍受的限度之内”。只要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就给予排污许可,表示了国家对其排污行为的认可,不属于“违法行为”,不存在道德上的非难性,因而从道义上讲应当免除其环境责任。但这样的排污并不代表不会造成环境侵权,更不代表加害人在损害受害人权益时可以免于赔偿,否则就违背“有损害就有赔偿”的社会正义的要求。因此,遵守排污标准,只限于不受行政法上的制裁,而不能成为民法上的免责事由。即使是日本这样将违法性视为环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国家,在现实的实践中,也通过“忍受限度论”和“注意义务的严格化”而实质上摒弃了违法性要件。即“事业活动引起了超过忍受限度的损害时,就是权利滥用而构成违法”,而“注意义务的严格化”使得环境侵权的公共性和具有相当完善的设备或设施都不能成为免责事由,从而使现实中“只要行为给他人造成侵害,就没有不被认定为是违法的”。 2.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明确原因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决定公害诉讼成立与否的最重要争点。基于侵权行为追究损害赔偿时,受害者必须科学严密地证明加害行为是其损害发生的直接或相当原因的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在环境侵权领域的采纳势必会“陷入科学争论和裁判难决的泥沼中,无异于剥夺了受害人的请求权而无法得到救济”。 因此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理论的改进是与无过错责任代替过错责任相应而生的问题,也是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的重要方面。对于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实践,国外有盖然性理论、流行病学(疫学)理论、间接反证说等理论,针对不同的案件而采用。直面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趋势,正视环境问题带来的环境侵权,建立科学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体制,使受害人得到应有的救济和权利补偿,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法律人的一项重要使命,而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正是一个重要前提。我国2002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民事证据若干规定》)已对此做出了有益尝试,“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第4条第3项)。尽管该规定同“间接反证法”理论相似,但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侵权类型,单一的因果关系推定理论难以应对。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侵权案件,确定和适用与之相应的因果关系推定方法。例如,随着我国工业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拓展,农村的环境侵权案件多为因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大气污染或水污染而导致农民、渔民和牧民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生活损害,且大多为财产权益的损害。对于此类案件,在诉讼中,可借鉴日本的间接反证法或高度盖然性法作为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而城市市民则多因交通、建筑施工和社会生活噪声侵扰生活所困,严重者影响到了身体健康,是人身权益的损害,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可借鉴日本疫学因果关系说作为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 总之,在我国环境侵权实践中,应分别不同案件的类型以及具体案件情况来确定适用何种因果关系推定方法为妥。(三)环境保护法层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执法权的加强1.完善执法体制,加强执法监督。我国《环境保护法》第7条指出,环保主管部门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公安、港监、渔政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和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据此,我国的环境保护实行的是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由于执法主体多,执法权力和执法责任分散,加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而导致的扯皮推诿现象时有发生,极大地削弱了环境管理的执法力度,严重影响了环境保护的执法效率和效果。此外,环境执法体制没理顺,导致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自身管理的软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执法监督很大程度上奈何不了来自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扰。因此,有必要建立环境保护工作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提高环保主管部门的独立性;明确各部门职责,强化部门执法监督,根除地方插手环保工作的现象,才能真正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效率。2.强化执法手段,赋予其强制执行权。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环保主管部门环境监管、防治污染等职能的同时却赋予他们微弱的执法手段——责令整改、罚款,以至于污染企业得以较低的违法成本获取高昂的经济利益。“徒法不足以自行”,缺乏强制执行权的环保主管部门在保护环境、防治污染进程中的尴尬境地唯有通过执法手段的强化来化解。首先,借鉴美国环保局(EPA)的执法经验,依据违法者的违法动机设立威慑性罚款额, 赋予基层环保主管部门罚款额度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改变对污染企业的责令停业、关闭决定由政府部门做出的规定,赋予环保主管部门强制执行权。3.提高执法技能,增强环境纠纷调处能力。《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条是受害人通过向环保主管机关申请行政调解处理环境侵权争议规定。行政调解的有效进行一方面可以给予受害人及时赔偿,提高环境侵权救济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能够降低因环境诉讼所致的巨额社会成本支出,节约社会资源。环保主管部门行政调解的有效进行有赖于其执法技能的提高:首先是环境执法设施的完备,这有助于环保主管部门对环境侵权事实的准确掌握;其次是具备在环保主管部门管理下的损害赔偿额度评估机构,便于对损害后果的掌握;第三,要有建立在环境强制执行权基础上的行政救济实施权,包括环境侵权的简易认定权、救济费用的支配权和环保主管机关的追偿权。Abstract: With the more and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tort cases, we can not avoid the question that how to complete the relief issues to the victim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tort cas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ystematic defects of environment tort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of China and then indicates that it should be complete the relative systems of environmental tort remedy from the angles of constitution, civi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Key words: environmental tort;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system complement 深度环保网 深度生活污水处理 深度绿色环保资料 深度节能环保小知识 深度环保文章 深度环保手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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